【重庆时时历史开奖记录】严嵩简介,简要介绍和好玩的事

严嵩,明朝权臣,字惟中,号介溪,江西分宜人,专国政达20年之久,为中国历史上着名的权臣之一。

严嵩(1480-1565),字惟中,号勉庵、介溪、分宜等,汉族,江西新余市分宜县人,他是明朝重要权臣,擅专国政达20年之久,累进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少傅兼太子太师,少师、华盖殿大学士。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权臣之一。严嵩为官专擅媚上,窃权罔利,并大力排除异已,还吞没军饷,废弛边防,招权纳贿,肆行-,激化了当时的社会矛盾。晚年,为明世宗所疏远,抄家去职,两年而殁。
严嵩成化十六年生,弘治十一年乡试中举,明孝宗弘治十八年会试考中二甲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旋丁优归里,在其家乡钤山之麓建钤山堂隐居读书8载,诗文峻洁,声名始著。明武宗正德十一年,还朝复官,执教过宫中内书堂。正德十六年任南京翰林院侍读,嘉靖四年调回北京,升任国子监祭酒。明世宗嘉靖七年,奉命祭告显陵,归而极言祥瑞,明世宗喜。迁其为吏部左侍郎,进南京礼部尚书,两年后改任吏部尚书。嘉靖十五年,以贺万寿节至京师。时值廷议重修宋史,遂留京以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衔主持其事。他善伺帝意,以醮祀青词,取得宠信,加为太子太保。二十一年,拜武英殿大学士。入直文渊阁,仍掌礼部事。后解部事,专直西苑;士大夫侧目屏息,不肖者奔走其门,行贿者络绎不绝。戕害他人以成已私,并大力排除异已。
《明史》称严嵩“无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这个结论概括出相当一部分事实,但不是全部。一方面,并非一意媚上,严嵩得罪世宗之处也不少;另一方面,他对政事颇多议论,特别是对正德年间的政治有所批评。这两方面也都应引起注意。
他出生于寒士家庭。自小学习声律,少年聪慧,善于作对。如地方父母官口占一联:“关山千里,乡心一夜,雨丝丝。”他随口应对:“帝阙九重,圣寿万年,天荡荡。”对得很是工整。弘治十一年,中乡试;十八年,中进士,列二甲第二名,选为庶吉士,入翰林院就读,初露才华,阁臣李东阳在内的不少士大夫“咸伟其才”。正德二年,授翰林院编修。不久,以病请归,在分宜县境内的钤山隐居读书,有十年左右。刘瑾执政期间,在焦芳的挑唆下,对南方士大夫采取排斥的方针,特别提出“毋得滥用江西人”。严嵩辞官与此不一定有直接的联系,但他长期养病,可能是受到朝中斥退江西籍官僚的影响。
严嵩在钤山过着相对平静和清贫的生活。据他自己说,是“一官系籍逢多病,数口携家食旧贫”。“近知理俗事,学种南山田”,这也是他当时生活境况的写照。在钤山时,李梦阳曾经拜访过他,赠诗曰:“问奇颇类扬雄宅,醒酒真轻李相庄。”严嵩和诗为:“地僻柴门堪系马,家贫蕉叶可供书。莺花对酒三春暮,风雅闻音百代余。”过着这样的田园式生活,“颇著清誉”也是自然的。
正德十一年,严嵩还朝复官。复官之初,严嵩对朝政多持批评之论,他多次提到,“正德间,天下所疾苦莫如逆竖妖僧”。对于武宗的其他许多做法,他也持批评态度。关于运楠木北上,他写道:“今湖南运殿材巨楠数千株,联筏曳旗,蔽流而上。楠最硬者围丈余,长可五十尺,诚天地间奇声。然此木一株,山伐陆挽水运至此,费数百金矣。”正德十六年,世宗即位几个月之后,严嵩升南京翰林院侍读,署掌院事。嘉靖四年,升国子监祭酒,又由南京回到北京。至此为止,可以说,世宗对他并没有特别注意,也没有迹象表明,他积极参与了嘉靖初期围绕议礼而展开的激烈斗争。尽管他也写过“濮园仪礼伸舆论,代邸崇恩本圣情”,尽管他在南京任官,与同在南京的张璁、桂萼有接触的机会,他与桂萼同是江西人,儿子与桂萼之子同延请一师等等。严嵩与桂萼有诗书往还,多所颂扬,这在士大夫中极为普遍,不能作为加入党争的凭证。当时反对内阁和部院大臣的安排,赞成皇帝尊崇兴献王的主张的,多是一些地位很低的官僚,即不但品秩低,而且是非清要部门的-。议礼一案,给他们创造了改变地位的极好时机。严嵩在最显贵的翰林院任职,没有与张璁、桂萼等采取同样的行动,是合乎逻辑的。另一方面,他也不像大多数翰林官,坚决拥护以杨廷和为首的旧官僚集团的主张,而取审慎的态度。与批评正德朝政相比,这时的严嵩在为官做人方面有了明显的变化。他将利禄看得重了,常说起“禄不逮养,学未有成”之类的话,也有人批评他,任祭酒时就不清白了。
嘉靖七年,严嵩以礼部右侍郎步入上层官僚的行列。他被世宗派往湖广安陆监立显陵碑石。还朝后,严嵩上了两道奏疏。一道奏疏叙述了河南灾区的情况,称“所在旱荒,尽食麻叶、树皮,饥殍载路。市易饼饵则为人所攫取,子女鬻卖得钱不及一饱,孩稚至弃野中而去。闻洛阳、陕州、灵宝诸处尤甚,人相残食,旬日之内报冻死二千余人”。另一道奏疏叙述了途中所见祥瑞,称“白石产枣阳,有群鹳集绕之祥”,“碑物入江汉,有河水骤长之异。”立碑时,“燠云酿雨”,“灵风飒然”。他提出撰文立石以记之。一呈祥瑞、一报灾异,反映了严嵩既有阿谀圣上的一面,又有关心民情的一面。两篇奏疏都收到了好的结果。对于前一疏,世宗批道:“这地方既灾伤重大,将该年勘过有收分数起运钱粮暂且停止,待次年收成之后带征,其余灾轻地方照例征解。”对于后一事,世宗批道:“今嵩言出自忠赤,诚不可泯。依拟撰文为纪,立石垂后。”进献符瑞,是世宗所乐于接受的,救灾安民,是当年的世宗所关心的。可以说,这一次外差,使严嵩得到世宗的欣赏。
后来的几年里,严嵩先后改任户部、吏部侍郎。嘉靖十一年,升南京礼部尚书,两年后改南京吏部尚书。嘉靖十五年,严嵩赴京朝觐考察,被世宗留下,任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由于世宗对议礼的重视,礼部尚书在部院大臣中地位尤其显赫,往往成为进入内阁的阶梯。严嵩和世宗的接触开始频繁起来。据他自己说,当时世宗忙于同辅臣及礼部尚书等制定礼乐,有时一日召见两三次,有时至夜分始退。他住在城西约四里,乘车驱隶弗及,往往是单骑疾驰。
嘉靖十七年,有人上疏请献皇帝庙号称宗,以入太庙。朝中大臣,包括严嵩在内,欲加阻止。世宗怒,著《明堂或问》,严厉质问群臣。严嵩尽改前说,并且“条划礼仪甚备”。献皇帝入庙称宗之争,是大礼议的尾声。严嵩在这件事上碰到了小小挫折,也学会了如何应付性情乖僻多变的世宗。
勤勉加上温顺,严嵩博得了世宗的好感。当时在西苑值宿并不时得到召见的官僚有:武定侯郭勋、成国公朱希忠、驸马都尉崔元、阁臣夏言和顾鼎臣,以及礼部尚书严嵩,严嵩作为世宗亲信的地位被确定下来。
角逐庙堂嘉靖二十一年,首辅夏言革职闲住,严嵩加少保、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入阁,仍掌礼部事。这是他经历第一场重大斗争所取得的结果。
夏言是江西贵溪人,正德十二年进士。严嵩曾为该科会试的同考官,两人有师生之谊。夏言以议礼贵,比严嵩早发达。他建议立南、北二郊,实行天地分祀,得到世宗的赏识,一年中,由正七品的都给事中升至正二品的礼部尚书。入阁以后,他推举严嵩任礼部尚书。因有引荐之恩,夏言对严嵩傲慢无礼,以门客视之,两人关系迅速恶化。而此时,夏言又因拒服道冠法服等事,招致世宗不满。严嵩适时地利用世宗的不满,攻击夏言,更使世宗下决心除去夏言。
嘉靖二十三年,首辅翟銮因事削籍,严嵩成为首辅,先后加太子太傅兼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少傅、太子太师、少师,获得了文臣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地位。但这并不是说,他的地位就完全巩固了。
威胁仍然来自夏言。世宗曾在案几上写下“公谨”二字,表现出对夏言的眷恋之情。严嵩闻知此事,主动提出,“故辅臣夏言可诏用”。或称,世宗复思夏言,是因为“微觉嵩贪恣”。
夏言再次成为首辅,仍一如既往,不以同列待严嵩。凡有批答,他独自拟稿。凡是他憎恶的官僚,或与严嵩亲近的官僚,一概逐斥。严嵩知世宗眷宠所在,噤不敢言。
与夏言相反,严嵩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对世宗一直保持谦恭的态度,并注意不让世宗感到他在独执朝政。他曾声言:“臣每次独蒙宣召,人情未免嫉议,窃不自安。..今臣希忠,臣元,臣赞,臣璧,凡有宣召,乞与臣同。”在生活细节上,他也颇为留意。他后来对徐阶讲过一个故事:“贵溪再相,每阁中令馔,不食大官供。家所携酒肴甚丰饫,器用皆黄金,与某日共案而食。某自食大官供,寥寥簟具相对,乘二载未尝以一匕见及。”这种情况反映给世宗,他自会有一番想法。谦恭,不但是严嵩打败夏言的主要手段,也是他长期维持世宗恩宠的主要手段。
直接导致夏言失败的因素是“复套”事件。嘉靖二十五年,陕西三边总督曾铣议复河套,夏言极力支持。世宗本来也赞同此议,对持反对意见的官僚严加训饬。但在朝廷一片“复套”的呼声和积极筹办之中,他又改变立场,提出一系列疑问:“不知出师果有名否?及兵果有余力,食果有余积,预见成功可必否?”世宗思想的变化未必由严嵩引起,而严嵩的机会却由此而得。他立刻声称,“复套”之议不当,且借机攻击夏言的专擅:“臣与夏言同典机务,事无巨细,理须商榷,而言骄横自恣,凡事-..一切机务忌臣干预,每于夜分票本,间以一二送臣看而已。”嘉靖二十七年,世宗命夏言致仕。严嵩又利用掌管锦衣卫的都督陆炳与夏言的矛盾,总兵官仇鸾与曾铣的矛盾,联合陆、仇二人,确立夏言与曾铣交结为0的罪名,置他们于死地。
夏言死,严嵩与仇鸾的矛盾开始激化。仇鸾曾被曾铣-,逮捕下狱。
他在狱中与严嵩约为父子,请严嵩子严世蕃为他起草-曾铣的奏疏。曾铣被杀,仇鸾有宠,不甘心为严嵩掣肘。他上密疏,揭发严嵩与严世蕃所行事,引起世宗的重视。嘉靖三十一年,严嵩受到冷淡,大臣入值,他有四次不曾被宣召,当随同其他阁臣入西苑时,也被卫士拦阻。他回到宅中,与严世蕃相对而泣。所幸仇鸾不久病重,陆炳乘机把刺探到的仇鸾的不轨行为向世宗汇报。世宗立即收回仇鸾的印信,使他忧惧而死。皇帝和首辅间的芥蒂自然消除。
严嵩相继除去了政敌夏言、仇鸾,朝中一时无与匹敌,但他深知世宗对大臣的猜忌心理,为了保住他的权位,他对所有-他的官僚都施以残酷的打击,轻者去之,重者致死。沈鍊、杨继盛之死就是突出的例子。
沈鍊(1507—1557),浙江会稽人。嘉靖十七年进士。《明史·沈鍊传》说他“为人刚直,嫉恶如仇,然颇疏狂”。名士徐渭也赞“以奇惊一也”,始补府学生,以文奇;始知溧阳,以政奇;擢经历锦衣卫,以谏奇;最后,谪斥为民,以憨奇。他上疏,罗列严嵩十条罪状。主要指责严嵩“要贿鬻官,沽恩结客”,“妒贤嫉能”,“阴制谏官”,“擅宠害政”,这些都反映了一定的事实。严嵩由此大恨,反击说沈鍊在知县任上犯有过失,想借建言得罪,受些小处分,一来避考察,二来取清名。世宗被打动,谪发沈鍊至口外保安。沈鍊在塞外以詈骂严嵩父子为常,嵩闻之大恨。嘉靖三十六年,严世蕃嘱咐新上任的巡按御史路楷和宣大总督杨顺合计除沈,许以厚报,“若除吾疡,大者侯,小者卿”。恰逢白莲教徒阎浩等被捕,招供人名甚多。杨、路列上沈鍊的名字,经兵部题覆,沈鍊被杀。杨继盛(1516—1555)字仲芳,号椒山,北直隶容城人。
嘉靖二十六年进士,任兵部武选司郎中。他上疏论严嵩十罪、五0。把世宗最头疼的北边安危与严嵩联系在一起;又说,去春雷久不发,主大臣-,去冬日下色赤,主下有叛臣,把世宗最相信的天象说与严嵩联系在一起。奏疏十罪五0的内容主要仍是贪贿纳0,结党营私,打击异己。这些都摸准了世宗的心理,很有力量。但他在结尾处写道:“愿陛下听臣之言,察嵩之0,或召问裕、景二王,或询诸阁臣,重则置宪,轻则勒致仕。”这就犯了大忌。一来,世宗听信道家者言,根本不愿见二王;二来,藩王不当过问政事,询问二王是何用意?史载:“嵩见召问二王语,喜谓可指此为罪,密构于帝。帝益大怒”,遂将杨继盛送镇抚司拷讯。为杀杨继盛,严嵩故意将其名字附在坐大辟的都御史张经和李天宠之后,一并奏上。世宗报可,严嵩就轻而易举地杀了杨继盛。
严嵩被论,主要在贪贿和揽权方面,而特别是揽权。虽然一时未起作用,但潜在的影响是存在的。一旦世宗因某些小事对严嵩产生恶感,曾经提出的这些重大问题会促使他早下决心。因此,言官对大臣的-,也是一种形式的较量。在与夏言的较量中,严嵩主要依靠他的谦恭,而在与言路的斗争中,他更多是依靠对世宗心理的揣度。
议处政事严世蕃,号东楼,是嵩之独子,自视为天下才。史称,严嵩柄政,“朝事一委世蕃。”实际上,对许多重大问题,严嵩还是在不断发表自己的见解,有时甚至是与世宗相左的见解。
对灾情和赈济灾区的事务,严嵩仍然关注。如吴鹏奉旨赈济南直隶受灾地区,他起草的敕书写道:“命尔前去会同彼处抚按官及营田都御史,督同该府州县官,将被灾人户查审以完,计口给赈,如前项银米不敷,即查各府州县预备仓粮,及在库无碍银两相兼支用,分投给散,务使贫民各沾实惠,毋致里书人等侵留作弊。”嘉靖三十二年,他与世宗讨论赈济问题,又谈到:“请以太仓米数万石平价发粜,或可稍纾日前之急。其山东、河南等处当多发临、德二仓米给赈。”“发米出粜,虽米价稍平,但四处饥民有身无一钱者,未免仍坐毙道路。请于十万石内以八万石出粜,济在京军民,二万石敕户部委官运赴城门外各厂,每早召集饥民,人给一升,庶得并沾实惠。”嘉靖二十四年,分宜等县旱荒,民众乏食,严嵩还将世宗所赐银二千余两买稻谷五千余石陆续赈济饥民。严嵩说,这样做是为了“以广圣泽”,或者说,是为了维护明朝的稳定。
北边的民族关系,是嘉靖朝最感棘手的问题之一。从借收复河套的争议杀夏言、曾铣,到“庚戌之变”,不过两年时间,而严嵩又一再告诫主持战事的兵部尚书丁汝夔不要轻战。值得注意的是,不可轻战是严嵩的一贯思想,而非出自权宜。他对北边形势的认识从来是不乐观的。嘉靖二十一年八月,也就是刚刚入阁不久,严嵩与世宗谈论边事:“臣以为虏寇不足患,惟中国久安,武备久弛,将领非人,兵力单弱,粮饷缺乏,边围空虚而民不见征,法令不严而将帅不肯用命,功过不明而上下相为欺蔽,使虏得以窥我虚实,此深可患者也。”疏论中对“择大将”、“募壮勇”、“足粮饷”、“严法令”、“信赏罚”等问题均有精采的论述,最后归结为:“此数者,人皆知之,皆能言之,而未见诸实行者,无乃未得其人欤?诚得人,以视国如家为心,以之择将必无私举,以之募兵必得实用,以之处粮必无空乏,以之定赏罚必无轻纵。”世宗读后连连称叹,说它是“探本穷源”之论。尽管言之壮烈,严嵩的基本主张仍是守险。嘉靖二十八年,再次与世宗讨论北边形势,他的守险主张更加明确。世宗问:“北虏累年入犯,我皇高祖考岁一驱逐,今如遵举一行,可欤?”严嵩无关痛痒地颂扬了世宗“圣谟弘远”一番,然后说:“今时非前比,只严督将臣守御,自可无事。巡驱之典似不必尽同于昔也。”出于守险的需要,严嵩对边墙十分重视。嘉靖三十六年,鞑靼一部逼近永平、迁安等处。他提出:“须将各口原修未竟边墙,作速修补坚固”,“须严敕督抚官遍阅已修者,增坚未修者,作速修完,务在实行。”对于各边粮饷,严嵩也很关心。嘉靖三十七年,大同地区丰收。严嵩说:“近闻大同颇熟,银一两可得米九斗。臣等伏念此时发银该镇,令趁时籴买,备半年饷。用一倍,可得三、四倍之利。”“若延至来春二、三月时,米价腾贵,银二两才可得米一石耳。”对于倭寇问题,严嵩也发表过不少见解。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对倭寇成份的看法,他说:“倭寇之起,因闽浙人下海通番得利,聚徒众盛,遂起狂谋。去岁只在沿海侵犯,今则各地深入。据报,真倭数不满千,皆系漳温近海贼徒结伙导引,一如北虏我逆之导也。”这也是当时相当一部分士大夫的看法。二是扩大统帅的权限。他认为,数年来东南战事不利,“皆本之铨曹及督抚诸司怀欺不忠,号令不一,寡谋失律之所致”。他起草的给总督胡宗宪的敕谕中宣布:“其在军门及行军之际不用命者,武职自参、都指挥以下,许以军法从事;副总兵先取死罪招由,令其戴罪杀贼;文官四品以上指实参究,五品以下径自拿问。”胡宗宪对平定倭寇海盗起了不小的作用,严嵩的信赖和扶植,是他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严嵩在建储问题上的表现最得官僚们的称赞。嘉靖三十二年,在没有确立太子的情况下,安排裕王朱载垕、景王朱载圳婚事,诏于各府举行婚礼。严嵩不同意。这虽是先年亲王旧例,“但臣等思得府第浅窄,出府未免与外人易于相接,在亲王则可。今日事体不同,臣等再三计之,实有未安”。他认为可以“俱留在内成婚,亦于保护为便”。世宗不客气地问:“出府之不可,是害及二王,是害及朕,卿等明说来。”严嵩回答:“储贰名分未正,而又出居于外,虽应得者亦怀危疑。府第连接,仅隔一墙。从人众多,情各为主,易生嫌隙。此在二王不可不虑者也。先朝有太后在上,有中官、东宫,体势增重,主上尊安。今列后不在,至亲惟有二王,却俱出外,此在圣躬不可不虑者也。”一年以后,严嵩又进言:“自古帝王莫不以豫建太子为首务。臣叩奏密对,屡以为请,圣衷渊邃,久未施行。中外臣民引颈颙望,谓此大事,置而不讲,臣等何以辞其责!请及开岁之首则告举行。”这是严嵩最能直言,也是世宗最不肯接受的一件事。世宗甚至说此论“恐非安上敬君之道”,再有复请者,必“重加以刑”。史家对此事的评价却颇为公允。对严嵩素无好感的官僚徐学谟说:“嵩此论既虑二王在外易生嫌隙,又虑二王在外主势甚孤。此外臣所不敢言者,嵩以恃上知遇,故为是危言耳。不可以人废言也。”世宗崇信道教,严讷、郭朴、李春芳、袁炜等人都因为善写青词而入阁,被称为“青词宰相”。严嵩也善于撰写青词,但他经历了多次官场上的权力斗争,对朝政自有一番见解,他是“政治宰相”而不是“青词宰相”。
盛极而衰严嵩的权势超过了他以前的任何一个阁臣。他在位时,“江右士大夫往往号之为父。其后,外省亦稍稍有效之者”。有一件事很能说明其他官僚对严嵩的敬畏:“嘉靖三十二年,倭奴入寇,江南残破。分宜当国妄奏寇平。时徐文贞为次相。其子仰斋入都,将谒分宜。文贞恐其应答差讹,商议两日夜,始参谒。分宜无他所问,惟讯江南倭寇若何。仰斋答云:‘势甚猖獗。’分宜不怿。文贞知之,率仰斋请罪,始释然。”严嵩对严世蕃的宠爱和放纵,几乎是有文必录。他以东楼称呼儿子,这在明代恐怕没有第二例了。至于对家人,严嵩也并非一味放纵。有一个叫林一新的官僚,任江西佥事,严嵩家仆有不法者,加以笞责。后林一新入贺京师,严嵩对他“甚加敬礼”。但由于严嵩的权势过大,严府的仆隶亦成为士大夫结识的对象。管家严年号萼山先生,公卿“得与萼山先生一游者,自谓荣幸”。因此,对于严世蕃和严府家人的作为,严嵩当然是负有责任的。
严重的是,严嵩的傲慢态度在世宗面前渐有显露。嘉靖四十年,吏部尚书吴鹏致仕,严嵩指使廷推他的亲戚欧阳必进。世宗厌恶此人,见名单大怒,掷之于地。严嵩上密启,“谓必进实臣至亲,欲见其柄国,以慰老境”。世宗碍于情面,答应了他。严嵩密启的内容传出,许多官僚大为吃惊,有人说他“与人主争强,王介甫不足道也”。几个月后,世宗命欧阳必进致仕,是对严嵩的严重警告。这一年严嵩八十二岁,对许多问题不能正常进行思考和判断,或许和年龄有关。如十月,永寿宫火灾,他请世宗暂徙南城离宫,而南城是英宗在景泰年间被软禁的地方,这当然使世宗很不高兴。应付世宗本来就不容易,何况是垂老之人。严世蕃曾是他的得力助手,但自从严嵩的夫人去世,他就不能再参政。严嵩接到世宗的诏书,往往不知所云。世宗日益亲信徐阶,严嵩在世宗心目中的地位日益下降。
一次道教活动决定了严嵩的命运。世宗召徐阶推荐的方士蓝道行入禁中,常使预卜祸福。一日,严嵩有密札言事。徐阶事先通报蓝道行,蓝道行降神仙语,称:“今日有0臣奏事。”看到严嵩的密札,一生信奉道教、礼拜神仙的世宗对他究竟是忠是0发生了疑问。正在一内侍处避雨的御史邹应龙听到这个消息,认为是个好时机,上疏论严嵩父子不法状。结果,严嵩被勒致仕,严世蕃先是发戍,后以通倭罪被杀。籍没严嵩家,上报金三万二千余两,银二百余万两,另有珠玉宝玩数千件。但抄收上来的家产,不及十分之三。抄家牵涉面很广,“江右小民,疮痍数十年犹未复”严嵩回到江西,尽管他曾为家乡父老做过一些好事,却晚景凄凉,“死时寄食墓舍,不能具棺椁,亦无吊者”。这是在嘉靖四十四年,终年八十六岁。严嵩的诗文主要收在《钤山堂集》中,此外,奏疏被编为《历官表奏》,草敕被编为《直庐稿》,诗被编为《振秀集》等。唐顺之说他“于诗文,各极其工”⑥。杨慎称赞他“字字皆诗,句句有味”。这些评语或许太过,但严嵩的著作对于研究他本人,对于研究正德、嘉靖朝,特别是嘉靖朝的政事和人物,无疑有重要的价值。

中文名
严嵩

明孝宗弘治十八年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旋病休归里,读书8载,诗文峻洁,声名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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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名
严惟中,严勉庵、严介溪、严分宜

明武宗正德十一年,还朝复官。明世宗嘉靖七年,奉命祭告显陵,归而极言祥瑞,明世宗喜。几年内先后迁其为吏部右侍郎,进南京礼部尚书,两年后改任吏部尚书。

国籍
明朝

嘉靖十五年,以贺万寿节至京师。时值廷议重修宋史,遂留京以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衔主持其事。他善伺帝意,以醮祀青词,取得宠信,加为太子太保。

民族
汉族

二十一年,拜武英殿大学士。入直文渊阁,仍掌礼部事。后解部事,专直西苑;累进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少傅兼太子太师,少师、华盖殿大学士。

出生地
江西分宜

严嵩喜一意媚上,窃权罔利,专擅国政近20年。士大夫侧目屏息,不肖者奔走其门,行贿者络绎不绝。戕害他人以成已私,并大力排除异已。他还吞没军饷,废弛边防,招权纳贿,肆行贪污;激化了当时的社会矛盾。晚年,以事激怒世宗,为世宗所疏远,抄家去职,两年而殁。着有《钤山堂集》40卷。

出生日期
1480年

山门是独乐寺的大门,门额上悬挂的“独乐寺”3字大匾,相传为明代官吏严嵩所题

北京的老字号、着名的酱菜“六必居”三个字就是他写的,以下的一些牌匾是经专家考证确认出自严嵩之手

逝世日期
1567年

《明史》称严嵩“无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这个结论概括出相当一部分事实,但不是全部。一方面,并非一意媚上,严嵩得罪世宗之处也不少;另一方面,他对政事颇多议论,特别是对正德年间的政治有所批评。这两方面也都应引起注意。

职业
内阁首辅,吏部尚书

他出生于寒士家庭。自小学习声律,少年聪慧,善于作对。如地方父母官口占一联:“关山千里,乡心一夜,雨丝丝。”他随口应对:“帝阙九重,圣寿万年,天荡荡。”对得很是工整。弘治十一年,中进士,列二甲第二名,选为庶吉士,入翰林院就读,初露才华,阁臣李东阳在内的不少士大夫“咸伟其才”。正德二年,授翰林院编修。不久,以病请归,在分宜县境内的钤山隐居读书,有十年左右。刘瑾执政期间,在焦芳的挑唆下,对南方士大夫采取排斥的方针,特别提出“毋得滥用江西人”。严嵩辞官与此不一定有直接的联系,但他长期养病,可能是受到朝中斥退江西籍官僚的影响。

主要成就
书法

严嵩在钤山过着相对平静和清贫的生活。据他自己说,是“一官系籍逢多病,数口携家食旧贫”。“近知理俗事,学种南山田”,这也是他当时生活境况的写照。在钤山时,李梦阳曾经拜访过他,赠诗曰:“问奇颇类扬雄宅,醒酒真轻李相庄。”严嵩和诗为:“地僻柴门堪系马,家贫蕉叶可供书。莺花对酒三春暮,风雅闻音百代余。”过着这样的田园式生活,“颇着清誉”也是自然的。

代表作品
《钤山堂集》40卷

正德十一年,严嵩还朝复官。复官之初,严嵩对朝政多持批评之论,他多次提到,“正德间,天下所疾苦莫如逆竖妖僧”。对于武宗的其他许多做法,他也持批评态度。关于运楠木北上,他写道:“今湖南运殿材巨楠数千株,联筏曳旗,蔽流而上。楠最硬者围丈余,长可五十尺,诚天地间奇声。然此木一株,山伐陆挽水运至此,费数百金矣。”正德十六年,世宗即位几个月之后,严嵩升南京翰林院侍读,署掌院事。

擅长
一意媚上 窃权罔利 贪污受贿

嘉靖四年,升国子监祭酒,又由南京回到北京。至此为止,可以说,世宗对他并没有特别注意,也没有迹象表明,他积极参与了嘉靖初期围绕议礼而展开的激烈斗争。尽管他也写过“濮园仪礼伸舆论,代邸崇恩本圣情”,尽管他在南京任官,与同在南京的张璁、桂萼有接触的机会,他与桂萼同是江西人,儿子与桂萼之子同延请一师等等。严嵩与桂萼有诗书往还,多所颂扬,这在士大夫中极为普遍,不能作为加入党争的凭证。当时反对内阁和部院大臣的安排,赞成皇帝尊崇兴献王的主张的,多是一些地位很低的官僚,即不但品秩低,而且是非清要部门的官员。议礼一案,给他们创造了改变地位的极好时机。严嵩在最显贵的翰林院任职,没有与张璁、桂萼等采取同样的行动,是合乎逻辑的。另一方面,他也不像大多数翰林官,坚决拥护以杨廷和为首的旧官僚集团的主张,而取审慎的态度。与批评正德朝政相比,这时的严嵩在为官做人方面有了明显的变化。他将利禄看得重了,常说起“禄不逮养,学未有成”之类的话,也有人批评他,任祭酒时就不清白了。

儿子
严世蕃

嘉靖七年,严嵩以礼部右侍郎步入上层官僚的行列。他被世宗派往湖广安陆监立显陵碑石。还朝后,严嵩上了两道奏疏。一道奏疏叙述了河南灾区的情况,称“所在旱荒,尽食麻叶、树皮,饥殍载路。市易饼饵则为人所攫取,子女鬻卖得钱不及一饱,孩稚至弃野中而去。闻洛阳、陕州、灵宝诸处尤甚,人相残食,旬日之内报冻死二千余人”。另一道奏疏叙述了途中所见祥瑞,称“白石产枣阳,有群鹳集绕之祥”,“碑物入江汉,有河水骤长之异。”立碑时,“燠云酿雨”,“灵风飒然”。他提出撰文立石以记之。一呈祥瑞、一报灾异,反映了严嵩既有阿谀圣上的一面,又有关心民情的一面。两篇奏疏都收到了好的结果。对于前一疏,世宗批道:“这地方既灾伤重大,将该年勘过有收分数起运钱粮暂且停止,待次年收成之后带征,其余灾轻地方照例征解。”对于后一事,世宗批道:“今嵩言出自忠赤,诚不可泯。依拟撰文为纪,立石垂后。”进献符瑞,是世宗所乐于接受的,救灾安民,是当年的世宗所关心的。可以说,这一次外差,使严嵩得到世宗的欣赏。

人物生平

后来的几年里,严嵩先后改任户部、吏部侍郎。嘉靖十一年,升南京礼部尚书,两年后改南京吏部尚书。嘉靖十五年,严嵩赴京朝觐考察,被世宗留下,任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由于世宗对议礼的重视,礼部尚书在部院大臣中地位尤其显赫,往往成为进入内阁的阶梯。严嵩和世宗的接触开始频繁起来。据他自己说,当时世宗忙于同辅臣及礼部尚书等制定礼乐,有时一日召见两三次,有时至夜分始退。他住在城西约四里,乘车驱隶弗及,往往是单骑疾驰。

高中进士

严嵩的父亲是位久考未成,而又醉心于权力的人,自然把一切的希望都放在儿子身上,于是便悉心的栽培、教导。五岁在严氏祠启蒙,九岁入县学,十岁过县试,十九岁中举,二十五岁时,严嵩终于完成父亲的心愿。

弘治十八年考中乙丑科进士,被选为庶吉士,后被授予编修,后来严嵩得了一场大病,迫使他退官回籍。在严嵩的退官10年,正是宦官刘瑾权倾天下之时。

嘉靖十七年,有人上疏请献皇帝庙号称宗,以入太庙。朝中大臣,包括严嵩在内,欲加阻止。世宗怒,着《明堂或问》,严厉质问群臣。严嵩尽改前说,并且“条划礼仪甚备”。献皇帝入庙称宗之争,是大礼议的尾声。严嵩在这件事上碰到了小小挫折,也学会了如何应付性情乖僻多变的世宗。

纂编府志

正德七年袁州府知府姚汀开局修志,请严嵩为总纂。不久姚汀又以事去。第二年,徐琏继任知府。到职后,徐琏即飞函请严嵩继续纂府志。

正德九年严嵩任总纂,因为这年为甲戌年,故人们称之为甲戌志。后世称《正德袁州府志》。

勤勉加上温顺,严嵩博得了世宗的好感。当时在西苑值宿并不时得到召见的官僚有:武定侯郭勋、成国公朱希忠、驸马都尉崔元、阁臣夏言和顾鼎臣,以及礼部尚书严嵩,严嵩作为世宗亲信的地位被确定下来。

高攀夏言

及后刘瑾与其党羽被灭后,严嵩北上顺天,正式复官。在此后的十多年内,严嵩先后在北京与南京的翰林院任职。明世宗时,世宗沉迷道教,好长生不老之术,对政事漠不关心,朝中事务皆交由朝臣处理。礼部尚书夏言得到世宗的宠信,又是严嵩的同乡,于是严嵩拼命讨好夏言。

角逐庙堂嘉靖二十一年,首辅夏言革职闲住,严嵩加少保、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入阁,仍掌礼部事。这是他经历第一场重大斗争所取得的结果。

步步高升

正德十六年,世宗即位几个月之后,严嵩升南京翰林院侍读,署掌院事。

嘉靖四年,升国子监祭酒。

嘉靖十一年,升南京礼部尚书,两年后改南京吏部尚书。

嘉靖十五年,严嵩赴京朝觐考察,被世宗留下,任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由于世宗对议礼的重视,礼部尚书在部院大臣中地位尤其显赫,往往成为进入内阁的阶梯。严嵩和世宗的接触开始频繁起来。据他自己说,当时世宗忙于同辅臣及礼部尚书等制定礼乐,有时一日召见两三次,有时至夜分始退。他住在城西约四里,乘车驱隶弗及,往往是单骑疾驰。

嘉靖十七年,有人上疏请献皇帝庙号称宗,以入太庙。朝中大臣,包括严嵩在内,欲加阻止。世宗怒,著《明堂或问》,严厉质问群臣。严嵩尽改前说,并且“条划礼仪甚备”。献皇帝入庙称宗之争,是大礼议的尾声。

嘉靖二十一年,首辅夏言革职闲住,严嵩加少保、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入阁,仍掌礼部事。

夏言是江西贵溪人,正德十二年进士。严嵩曾为该科会试的同考官,两人有师生之谊。夏言以议礼贵,比严嵩早发达。他建议立南、北二郊,实行天地分祀,得到世宗的赏识,一年中,由正七品的都给事中升至正二品的礼部尚书。入阁以后,他推举严嵩任礼部尚书。因有引荐之恩,夏言对严嵩傲慢无礼,以门客视之,两人关系迅速恶化。而此时,夏言又因拒服道冠法服等事,招致世宗不满。严嵩适时地利用世宗的不满,攻击夏言,更使世宗下决心除去夏言。

迫害忠臣

夏言自视甚高,反对世宗沉迷道教。渐不为明世宗所喜。一日世宗将沉香水叶冠赐予夏言、严嵩等大臣,夏言并不戴上;但严嵩每次出朝都会戴此冠,还特地用轻纱笼住以示郑重。世宗见状,越喜严嵩而嫌夏言。

严嵩晋升为太子太傅,羽翼已丰,开始攻击夏言,严嵩又怂恿世宗罢黜夏言。夏言被罢后,严嵩为所欲为,嘉靖二十二年,吏部尚书许赞、礼部尚书张璧与严嵩一同参与机务,但世宗遇事只召严嵩。后来,严嵩抓住鞑靼入侵中原的机会,迫害夏言。

嘉靖二十三年,鞑靼入侵河套(今宁夏和内蒙古境内贺兰山以东,狼山和大青山以南),陕西总督曾铣发兵夺回河套,并上呈奏疏,建议从府谷黄甫到定边修筑一段边墙,再水陆并进,逼鞑靼退兵,此举得到夏言的支持。夏言向朝廷举荐曾铣,并与之商讨计划。明世宗决心夺回河套,并褒扬曾铣。此时严嵩买通皇帝近待,称其“轻启边衅”,并指使边将仇鸾诬称曾铣掩败不报,克扣军饷,贿赂首辅夏言。严嵩更在世宗面前说两人夺回河套别有用意,世宗果然相信。

嘉靖二十四年十二月,许赞以老病去职,张璧去世,世宗再度起用夏言。这时夏言知道严嵩的为人,处处小心防范。严嵩表面上对夏言谦恭,但怀恨在心。日后严嵩再凭借青词夺回世宗的信任。

嘉靖二十七年三月,曾铣被杀,妻子流放两千里,夏言下狱,后来严嵩利用传言,使世宗“得知”夏言毁谤自己,同年十月,夏言被斩首,夏言的亲信或贬或罚。严嵩重新出任内阁首辅,从此擅专朝政。

嘉靖二十三年,首辅翟銮因事削籍,严嵩成为首辅,先后加太子太傅兼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少傅、太子太师、少师,获得了文臣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地位。但这并不是说,他的地位就完全巩固了。

青词宰相

明世宗崇道斋醮追求长生来说,严嵩为了媚上,他还是全力以赴地去做,不管花多大的人力、财力、物力,都在所不惜。其中单是营建,斋宫秘殿并时而兴,工场二三十处,役匠数万人,军称之,岁费二三百。经费不敷,乃令臣民献助;献助不已,复行开纳,劳民伤财,视武宗过之。当时明王朝的太仓岁入只有二百万两,而斋宫秘殿等的营建,岁费竟至二三百万,这是一个多么惊人的数字。对此,严嵩实难辞其咎。

要斋醮祷祀,就要撰写青词。严嵩因善写青词而得宠。自他担任首辅后,他经常在世宗左右,醮祀青词,非嵩无当帝意者,为了撰写好青词,他倾注了很大的精力,有时废寝忘食,甚至在庚戌之变时,当俺答兵包围了北京,并在城郊大肆杀掠的重要时刻,他竟不顾国家安危和百姓死活,还在专心致志地大写青词。特别当左谕德赵贞吉提出抗敌之策,在奉敕谕军之前去谒见严嵩时,嵩竟以撰青词辞不见可见在严嵩的心目中,青词的位置远在家与百姓之上,难怪人们嘲讽他是“青词宰相”了。

威胁仍然来自夏言。世宗曾在案几上写下“公谨”二字,表现出对夏言的眷恋之情。严嵩闻知此事,主动提出,“故辅臣夏言可诏用”。或称,世宗复思夏言,是因为“微觉嵩贪恣”。

铲除异己

夏言死,严嵩与仇鸾的矛盾开始激化。

仇鸾曾被曾铣弹劾,逮捕下狱。他在狱中与严嵩约为父子,请严嵩子严世蕃为他起草弹劾曾铣的奏疏。曾铣被杀,仇鸾有宠,不甘心为严嵩掣肘。他上密疏,揭发严嵩与严世蕃所行事,引起世宗的重视。

嘉靖三十一年,严嵩受到冷淡,大臣入值,他有四次不曾被宣召,当随同其他阁臣入西苑时,也被卫士拦阻。他回到宅中,与严世蕃相对而泣。所幸仇鸾不久病重,陆炳乘机把刺探到的仇鸾的不轨行为向世宗汇报。世宗立即收回仇鸾的印信,使他忧惧而死。皇帝和首辅间的芥蒂自然消除。

严嵩相继除去了政敌夏言、仇鸾,朝中一时无与匹敌,但他深知世宗对大臣的猜忌心理,为了保住他的权位,他对所有弹劾他的官僚都施以残酷的打击,轻者去之,重者致死。沈鍊、杨继盛之死就是突出的例子。

沈鍊他上疏,罗列严嵩十条罪状。主要指责严嵩要贿鬻官、沽恩结客、妒贤嫉能、阴制谏官、擅宠害政,严嵩由此大恨,反击说沈鍊在知县任上犯有过失,想借建言得罪,受些小处分,一来避考察,二来取清名。世宗被打动,谪发沈鍊至口外保安。沈鍊在塞外以詈骂严嵩父子为常,嵩闻之大恨。严嵩将除去沈鍊的事交给其子严世蕃,严世蕃嘱咐新上任的巡按御史路楷和宣大总督杨顺合计除沈,许以厚报,“若除吾疡,大者侯,小者卿”。恰逢白莲教徒阎浩等被捕,招供人名甚多。杨、路列上沈鍊的名字,经兵部题覆,沈鍊被杀。

杨继盛上疏论严嵩十罪、五奸。把世宗最头疼的北边安危与严嵩联系在一起;又说,去春雷久不发,主大臣专政,去冬日下色赤,主下有叛臣,把世宗最相信的天象说与严嵩联系在一起。奏疏

十罪五奸的内容主要仍是贪贿纳奸,结党营私,打击异己。这些都摸准了世宗的心理,很有力量。但他在结尾处写道:“愿陛下听臣之言,察嵩之奸,或召问裕、景二王,或询诸阁臣,重则置宪,轻则勒致仕。”这就犯了大忌。一来,世宗听信道家者言,根本不愿见二王;二来,藩王不当过问政事,询问二王是何用意?史载:“嵩见召问二王语,喜谓可指此为罪,密构于帝。帝益大怒”,遂将杨继盛送镇抚司拷讯。为杀杨继盛,严嵩故意将其名字附在坐大辟的都御史张经和李天宠之后,一并奏上。世宗报可,严嵩就轻而易举地杀了杨继盛。

夏言再次成为首辅,仍一如既往,不以同列待严嵩。凡有批答,他独自拟稿。凡是他憎恶的官僚,或与严嵩亲近的官僚,一概逐斥。严嵩知世宗眷宠所在,噤不敢言。

权倾皇室

嘉靖三十二年,在没有确立太子的情况下,安排裕王朱载垕、景王朱载圳婚事,诏于各府举行婚礼。严嵩不同意。这虽是先年亲王旧例,“但臣等思得府第浅窄,出府未免与外人易于相接,在亲王则可。今日事体不同,臣等再三计之,实有未安”。他认为可以“俱留在内成婚,亦于保护为便”。世宗不客气地问:“出府之不可,是害及二王,是害及朕,卿等明说来。”严嵩回答:“储贰名分未正,而又出居于外,虽应得者亦怀危疑。府第连接,仅隔一墙。从人众多,情各为主,易生嫌隙。此在二王不可不虑者也。先朝有太后在上,有中官、东宫,体势增重,主上尊安。今列后不在,至亲惟有二王,却俱出外,此在圣躬不可不虑者也。”一年以后,严嵩又进言:“自古帝王莫不以豫建太子为首务。臣叩奏密对,屡以为请,圣衷渊邃,久未施行。中外臣民引颈颙望,谓此大事,置而不讲,臣等何以辞其责!请及开岁之首则告举行。“

与夏言相反,严嵩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对世宗一直保持谦恭的态度,并注意不让世宗感到他在独执朝政。他曾声言:“臣每次独蒙宣召,人情未免嫉议,窃不自安。..今臣希忠,臣元,臣赞,臣璧,凡有宣召,乞与臣同。”在生活细节上,他也颇为留意。他后来对徐阶讲过一个故事:“贵溪再相,每阁中令馔,不食大官供。家所携酒肴甚丰饫,器用皆黄金,与某日共案而食。某自食大官供,寥寥簟具相对,乘二载未尝以一匕见及。”这种情况反映给世宗,他自会有一番想法。谦恭,不但是严嵩打败夏言的主要手段,也是他长期维持世宗恩宠的主要手段。

祸国殃民

嘉靖“十五年以前,名为汰省,而经费已六七百万”此外,他还不时采木、采香和采珠玉珍宝。光禄寺库银,嘉靖十五年前积银八十万,自二十一年后,“供亿日增,余藏顿尽”严嵩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进入内阁后又成为首辅的。面对日渐恶化的政局,他不仅没有向世宗提出任何规谏和改革方案,而且推波助澜,使局势向更乱更糟的方向发展。在他看来,皇帝可以为所欲为,不应受任何制约;臣下对皇帝只能顺水推舟,唯命是从,讨得皇帝的恩宠。这样就可以有权有势,人们都要仰其鼻息行事。至于国家百姓如何,似乎都可以不问不闻。正因为如此,所以凡是明世宗喜欢听的,即使是很不该说他也说;凡是明世宗想要做的,即使是荒唐可笑,他也毫不犹豫地去做,决不敢有可否。

直接导致夏言失败的因素是“复套”事件。嘉靖二十五年,陕西三边总督曾铣议复河套,夏言极力支持。世宗本来也赞同此议,对持反对意见的官僚严加训饬。但在朝廷一片“复套”的呼声和积极筹办之中,他又改变立场,提出一系列疑问:“不知出师果有名否?及兵果有余力,食果有余积,预见成功可必否?”世宗思想的变化未必由严嵩引起,而严嵩的机会却由此而得。他立刻声称,“复套”之议不当,且借机攻击夏言的专擅:“臣与夏言同典机务,事无巨细,理须商榷,而言骄横自恣,凡事专制..一切机务忌臣干预,每于夜分票本,间以一二送臣看而已。”嘉靖二十七年,世宗命夏言致仕。严嵩又利用掌管锦衣卫的都督陆炳与夏言的矛盾,总兵官仇鸾与曾铣的矛盾,联合陆、仇二人,确立夏言与曾铣交结为奸的罪名,置他们于死地。

败坏朝纲

严嵩成为内阁首辅后,继续小心侍奉世宗,世宗赐“忠勤敏达”银印。后来,严嵩年老,提拔其子严世蕃协助掌权,严世蕃成为工部侍郎。严世蕃收买世宗左右宦官,把他的日常生活、起居饮食、一举一动都汇报严世蕃。大臣干脆叫他们为“大丞相”与“小丞相”。有大臣讥称“皇上不能没有严嵩,严嵩不能没有儿子。”

严嵩父子权倾天下二十年,天下怨恨。严世蕃狂妄至极,甚至在家中宝库内大笑说“朝廷无我富!”众多大臣加以弹劾,皆赖世宗包庇。在严嵩一伙的把持下,“政以贿成,官以赂授。”每一开选,视官之高下而低昂其值,及遇升迁,则视缺之美恶而上下其价。如七品州判,售银三百两,六品通判售银五百两;刑部主事项治元,用银一万三千就可转任吏部稽勋主事,贡士潘鸿业用银二千二百两,就当上了临清知州。武官中则指挥售银三百两,都指挥七百两,夺职总兵官李凤鸣出银两千两,起补蓟州总兵,老废总兵官郭琮出银三千两,使督漕运。

夏言死,严嵩与仇鸾的矛盾开始激化。仇鸾曾被曾铣弹劾,逮捕下狱。

悲惨结局

嘉靖四十年,吏部尚书吴鹏致仕,严嵩指使廷推他的亲戚欧阳必进。世宗厌恶此人,见名单大怒,

掷之于地。严嵩上密启,“谓必进实臣至亲,欲见其柄国,以慰老境”。世宗碍于情面,答应了他。严嵩密启的内容传出,许多官僚大为吃惊,有人说他“与人主争强,王介甫不足道也”。几个月后,世宗命欧阳必进致仕,是对严嵩的严重警告。其子严世蕃是他的得力助手,但自从严嵩的夫人去世,他就不能再参政。严嵩接到世宗的诏书,往往不知所云。

嘉靖四十一年,有山东道士蓝道行以善于扶乩闻名于燕京,徐阶将蓝道行介绍给世宗,一日蓝道行在扶乩时称“今日有奸臣奏事”,刚好严嵩路过。世宗对严嵩父子日久生厌。最终,严氏父子的权势被蓝道行的几句话推倒,严世蕃被判斩首,在行刑前大哭一番,而其父严嵩被没收家产,削官还乡,无家可归。两年后病卒,终年八十七岁。他死的时候,寄食于墓舍,既无棺木下葬,更没有前去吊唁的人。

他在狱中与严嵩约为父子,请严嵩子严世蕃为他起草弹劾曾铣的奏疏。曾铣被杀,仇鸾有宠,不甘心为严嵩掣肘。他上密疏,揭发严嵩与严世蕃所行事,引起世宗的重视。嘉靖三十一年,严嵩受到冷淡,大臣入值,他有四次不曾被宣召,当随同其他阁臣入西苑时,也被卫士拦阻。他回到宅中,与严世蕃相对而泣。所幸仇鸾不久病重,陆炳乘机把刺探到的仇鸾的不轨行为向世宗汇报。世宗立即收回仇鸾的印信,使他忧惧而死。皇帝和首辅间的芥蒂自然消除。

个人贡献

严嵩相继除去了政敌夏言、仇鸾,朝中一时无与匹敌,但他深知世宗对大臣的猜忌心理,为了保住他的权位,他对所有弹劾他的官僚都施以残酷的打击,轻者去之,重者致死。沈、杨继盛之死就是突出的例子。

文学

《钤山堂集》《钤山诗选》《直庐稿》《直庐稿续》《南还稿》《留院逸稿》《南宫奏议》《历官表奏》《嘉靖奏对录》等数十种,共计200多万字,其中诗作1300多首,仅吟诵我省明月山、宜春台、仙女湖、毓秀山、玉山、龙虎山、钤山、大岗山等名胜诗文就有200多篇(详见《严嵩趣闻逸事》)。

沈人。嘉靖十七年进士。《明史・沈传》说他“为人刚直,嫉恶如仇,然颇疏狂”。名士徐渭也赞“以奇惊一也”,始补府学生,以文奇;始知溧阳,以政奇;擢经历锦衣卫,以谏奇;最后,谪斥为民,以憨奇。他上疏,罗列严嵩十条罪状。主要指责严嵩“要贿鬻官,沽恩结客”,“妒贤嫉能”,“阴制谏官”,“擅宠害政”,这些都反映了一定的事实。严嵩由此大恨,反击说沈在知县任上犯有过失,想借建言得罪,受些小处分,一来避考察,二来取清名。世宗被打动,谪发沈至口外保安。沈在塞外以詈骂严嵩父子为常,嵩闻之大恨。

书法

留传至今不多的严嵩书法作品中,大体上可分为榜书、碑文、印文、卷轴四大类:

一是榜书,即“署书”、“擘窠书”,这类作品主要标题宫阙门额上,在北京最多,如原在西城区东大高殿外牌坊上的榜书“孔绥皇祚”、“太极先林”、“弘佑天民”、“先天民境”,西城区原景山大门上的“北上门”榜书,原在司法部地方法院楼上的“万邦总宪”榜书,宣武门菜市口的“西鹤年堂”
榜书和门联“用收赤箭青芝品,制式灵枢玉版篇”,前门外铁柱宫许真人庙里的“忠孝”、“净明”榜书,以及前门外粮食店的“六必居”、崇文门的“至公堂”,原翰林院署大堂上的“翰林院署”等榜书,此外,天津蓟县的“独乐寺”,山海关的“天下第一关”,山东曲阜的“圣府”等也俱出自严嵩之手。

二是碑文,如现存于湖南永州柳宗元纪念馆的“寻愚溪谒柳子庙”一文,杭州西子湖畔岳飞墓旁的“满江红”词一首,便分别是严嵩在任国史编修和礼部左侍郎时的作品。

三是印文,一为木印正书“严嵩”,一为篆文阴刻汉白玉“严嵩私印”。

四是卷轴,严嵩生前此类作品最多,然而能保存下来的也最少,现今保存下来的“千字文”,尤属珍品,严嵩自己对此作也颇为满意,曾于嘉靖三十五年七十七上“题手书千文后”,叙述自己的书法创作经历,略曰:“予昔养疴钤山,得古法书,山林日永,饱时无事,时有临池之兴,虽风雨寒暑不辍,欧阳公谓学书为静中至乐,信然。既入政途,故步都忘,偶于笥底得旧所临千文帖,率皆断简残楮无足观者,儿辈稍联属以成斯卷,因识而存之,嘉靖丙辰七月望日题。”

在严嵩的“榜书”作品中,“六必居”最具代表性,这块匾的书体,方严浑阔,笔力雄奇博大;字体丰伟而不板滞,笔势强健而不笨拙,其历史和书法艺术价值极高,是榜书作品中不可多得的珍品。

嘉靖三十六年,严世蕃嘱咐新上任的巡按御史路楷和宣大总督杨顺合计除沈,许以厚报,“若除吾疡,大者侯,小者卿”。恰逢白莲教徒阎浩等被捕,招供人名甚多。杨、路列上沈的名字,经兵部题覆,沈被杀。杨继盛字仲芳,号椒山,北直隶容城人。

人物评价

徐学谟:“嵩此论既虑二王在外易生嫌隙,又虑二王在外主势甚孤。此外臣所不敢言者,嵩以恃上知遇,故为是危言耳。不可以人废言也。”

王世贞:“孔雀虽有毒,不能掩文章。’亦公论也。然迹其所为,究非他文士有才无行可以节取者比,故吟咏虽工,仅存其目,以昭彰瘅之义焉。”

易宗夔:“严嵩、魏忠贤相继而起,流毒善类,卒以亡国。”

谷应泰:“嵩下有杀人之子,上事好杀之君,身之频死,固亦危矣。又从而固宠持位,鼓余沫于焦釜,餂残膏于凶锋。二十七年杀曾铣,是年杀夏言。三十四年杀杨继盛。三十六年杀沈錬。三十七年杀王忬。假令嵩早以贿败,角巾里门,士林不齿已矣。乃至朝露之势,危于商鞅;燎原之形,不殊董卓。非特嵩误帝,帝实误嵩。欧阳氏劝忆钤山堂,邹御史梦射培垒楼。霍山将诛,第门自坏;申生诉帝,被发见形。嵩父子至此,宁有死所乎!”

张廷玉:无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

纪昀:嵩虽怙宠擅权,其诗在流辈之中,乃独为迥出。

汤鹏:“盗窃威福、黜陟由己者,严嵩。”

嘉靖二十六年进士,任兵部武选司郎中。他上疏论严嵩十罪、五奸。把世宗最头疼的北边安危与严嵩联系在一起;又说,去春雷久不发,主大臣专政,去冬日下色赤,主下有叛臣,把世宗最相信的天象说与严嵩联系在一起。奏疏十罪五奸的内容主要仍是贪贿纳奸,结党营私,打击异己。这些都摸准了世宗的心理,很有力量。但他在结尾处写道:“愿陛下听臣之言,察嵩之奸,或召问裕、景二王,或询诸阁臣,重则置宪,轻则勒致仕。”这就犯了大忌。一来,世宗听信道家者言,根本不愿见二王;二来,藩王不当过问政事,询问二王是何用意?史载:“嵩见召问二王语,喜谓可指此为罪,密构于帝。帝益大怒”,遂将杨继盛送镇抚司拷讯。为杀杨继盛,严嵩故意将其名字附在坐大辟的都御史张经和李天宠之后,一并奏上。世宗报可,严嵩就轻而易举地杀了杨继盛。

轶事典故

严嵩被论,主要在贪贿和揽权方面,而特别是揽权。虽然一时未起作用,但潜在的影响是存在的。一旦世宗因某些小事对严嵩产生恶感,曾经提出的这些重大问题会促使他早下决心。因此,言官对大臣的弹劾,也是一种形式的较量。在与夏言的较量中,严嵩主要依靠他的谦恭,而在与言路的斗争中,他更多是依靠对世宗心理的揣度。

公堂匾额

清代京城有顺天府乡试的贡院,顺天府乡试为“北闱”,乃天下乡试第一,皇帝非常重视,主考官都是尚书衔的。可这个贡院的大殿匾额上“至公堂”三个大字,是严嵩所书。这样一个为朝廷选拔俊才的堂皇之所,悬挂的竟然是大奸臣题写的匾额,谁也会觉得不舒服。乾隆帝想把它换掉,便命满朝能书者写这三个大字,他自己作为喜好舞文弄墨的天子,也写数遍。然而他发现,自己的御笔和其他人所书,都不如严嵩,只好作罢,仍然让奸臣的字高高悬挂。

议处政事严世蕃,号东楼,是嵩之独子,自视为天下才。史称,严嵩柄政,“朝事一委世蕃。”实际上,对许多重大问题,严嵩还是在不断发表自己的见解,有时甚至是与世宗相左的见解。

谋夺名画

严嵩在位时,对古人墨宝甚是珍爱。据史书记载,为了获得北宋著名画家张择端的不朽之作《清明上河图》,严蒿杀了两个人。嘉靖年间,严蒿得知此图收藏在员外郎王振斋手中,便派蓟门总督王忏去求购。王振斋惧怕严蒿的权势,又舍不得交出这幅画,于是便找名家临摹了一幅送给严蒿。严蒿不知是假,公开炫耀时被曾经装裱过此画的装裱师看破。严蒿怒不可遏,随即以
“欺相”之罪缉拿了王振斋。王振斋招出真迹在其舅舅陆治手中,严蒿又利用权势从陆治手中获得真迹。可怜的王振斋最后死在狱中。严蒿以权势掠取真迹的内幕王忏最清楚。嘉靖三十八年,严蒿以“治军失机”的罪名将他杀掉灭口。明末清初戏剧家李玉根据这一史实编写了《一捧雪》传奇并被搬上戏剧舞台。后严蒿逐渐失宠势倒,其子被处斩,宅邸被查抄,《清明上河图》再次被收入皇宫。严蒿结党营私,残害忠良,最终落得削籍为民,家产尽抄。其家产共抄得黄金三万多两,白银二百万两,相当于当时全国一年的财政总收入。此外还有田地上百万亩,房屋六千多间,以及无数的珍稀古玩、名人字画。为什么“字如其人”的说法屡屡落空?严嵩临死前的委屈之言解释了这种误差,他写道“平生报国惟忠赤,身死从人说是非”。至死,他依然认为自己是个浩然正气的忠臣、君子。奸臣这种自以为正义在胸中的心态让他们的字看起来或雄健豪放或清雅高洁,“字如其人”其实只是通过字可以看出写字人的心理状况,至于品行是无法从字里显露出来的。

对灾情和赈济灾区的事务,严嵩仍然关注。如吴鹏奉旨赈济南直隶受灾地区,他起草的敕书写道:“命尔前去会同彼处抚按官及营田都御史,督同该府州县官,将被灾人户查审以完,计口给赈,如前项银米不敷,即查各府州县预备仓粮,及在库无碍银两相兼支用,分投给散,务使贫民各沾实惠,毋致里书人等侵留作弊。”嘉靖三十二年,他与世宗讨论赈济问题,又谈到:“请以太仓米数万石平价发粜,或可稍纾日前之急。其山东、河南等处当多发临、德二仓米给赈。”“发米出粜,虽米价稍平,但四处饥民有身无一钱者,未免仍坐毙道路。请于十万石内以八万石出粜,济在京军民,二万石敕户部委官运赴城门外各厂,每早召集饥民,人给一升,庶得并沾实惠。”嘉靖二十四年,分宜等县旱荒,民众乏食,严嵩还将世宗所赐银二千余两买稻谷五千余石陆续赈济饥民。严嵩说,这样做是为了“以广圣泽”,或者说,是为了维护明朝的稳定。

书法知音

正德年间,田汝籽提学江西,严嵩尚是一位七品编修,正困卧钤山,田汝籽不以其位卑困顿,亲自造访敝庐,相与评骘风雅。严嵩将钤山所作诗稿精心抄录相赠,田汝籽视为传家宝,在珍藏了四十年后,临终之前转交给其弟田汝米束收藏,田汝米束后来将这些手稿携至京师送严嵩一阅,严嵩复睹旧迹,恍若隔世,再“题田深甫所藏钤山手稿”文并旧稿归之,一时成为书坛佳话。

北边的民族关系,是嘉靖朝最感棘手的问题之一。从借收复河套的争议杀夏言、曾铣,到“庚戌之变”,不过两年时间,而严嵩又一再告诫主持战事的兵部尚书丁汝夔不要轻战。值得注意的是,不可轻战是严嵩的一贯思想,而非出自权宜。他对北边形势的认识从来是不乐观的。

历史争议

《明史》把严嵩列为明代六大奸臣之一,说他无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透过戏曲和其他文艺作品,严嵩的奸臣形象已深入民间。
然而多年来,有关严嵩是否大奸臣,仍然争议不休,这些争议主要围绕着他专国擅政,逼害忠良与及巨贪恶富的指控。另外来自严嵩故故乡分宜的学者,包括严曰文、严小平等人却对严嵩的评价采截然不同的观点。认为他也具有忠君爱民,知人善用的一面,而且政绩卓著。

嘉靖二十一年八月,也就是刚刚入阁不久,严嵩与世宗谈论边事:“臣以为虏寇不足患,惟中国久安,武备久弛,将领非人,兵力单弱,粮饷缺乏,边围空虚而民不见征,法令不严而将帅不肯用命,功过不明而上下相为欺蔽,使虏得以窥我虚实,此深可患者也。”疏论中对“择大将”、“募壮勇”、“足粮饷”、“严法令”、“信赏罚”等问题均有精采的论述,最后归结为:“此数者,人皆知之,皆能言之,而未见诸实行者,无乃未得其人欤?诚得人,以视国如家为心,以之择将必无私举,以之募兵必得实用,以之处粮必无空乏,以之定赏罚必无轻纵。”世宗读后连连称叹,说它是“探本穷源”之论。尽管言之壮烈,严嵩的基本主张仍是守险。

家乡故里

严嵩故里——介桥村,是严嵩出生和生活了几十年的故乡,她座落于江西省新余市分宜县城郊东南角,背倚袁岭,面临省道清萍公路。严嵩故里数十栋明清古祠群,严嵩真假墓址,严嵩洞,严嵩家庙—石门庵。

嘉靖二十八年,再次与世宗讨论北边形势,他的守险主张更加明确。世宗问:“北虏累年入犯,我皇高祖考岁一驱逐,今如遵举一行,可欤?”严嵩无关痛痒地颂扬了世宗“圣谟弘远”一番,然后说:“今时非前比,只严督将臣守御,自可无事。巡驱之典似不必尽同于昔也。”出于守险的需要,严嵩对边墙十分重视。嘉靖三十六年,鞑靼一部逼近永平、迁安等处。他提出:“须将各口原修未竟边墙,作速修补坚固”,“须严敕督抚官遍阅已修者,增坚未修者,作速修完,务在实行。”对于各边粮饷,严嵩也很关心。

嘉靖三十七年,大同地区丰收。严嵩说:“近闻大同颇熟,银一两可得米九斗。臣等伏念此时发银该镇,令趁时籴买,备半年饷。用一倍,可得三、四倍之利。”“若延至来春二、三月时,米价腾贵,银二两才可得米一石耳。”对于倭寇问题,严嵩也发表过不少见解。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对倭寇成份的看法,他说:“倭寇之起,因闽浙人下海通番得利,聚徒众盛,遂起狂谋。去岁只在沿海侵犯,今则各地深入。据报,真倭数不满千,皆系漳温近海贼徒结伙导引,一如北虏我逆之导也。”这也是当时相当一部分士大夫的看法。二是扩大统帅的权限。他认为,数年来东南战事不利,“皆本之铨曹及督抚诸司怀欺不忠,号令不一,寡谋失律之所致”。他起草的给总督胡宗宪的敕谕中宣布:“其在军门及行军之际不用命者,武职自参、都指挥以下,许以军法从事;副总兵先取死罪招由,令其戴罪杀贼;文官四品以上指实参究,五品以下径自拿问。”胡宗宪对平定倭寇海盗起了不小的作用,严嵩的信赖和扶植,是他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严嵩在建储问题上的表现最得官僚们的称赞。嘉靖三十二年,在没有确立太子的情况下,安排裕王朱载、景王朱载圳婚事,诏于各府举行婚礼。严嵩不同意。这虽是先年亲王旧例,“但臣等思得府第浅窄,出府未免与外人易于相接,在亲王则可。今日事体不同,臣等再三计之,实有未安”。他认为可以“俱留在内成婚,亦于保护为便”。世宗不客气地问:“出府之不可,是害及二王,是害及朕,卿等明说来。”严嵩回答:“储贰名分未正,而又出居于外,虽应得者亦怀危疑。府第连接,仅隔一墙。从人众多,情各为主,易生嫌隙。此在二王不可不虑者也。先朝有太后在上,有中官、东宫,体势增重,主上尊安。今列后不在,至亲惟有二王,却俱出外,此在圣躬不可不虑者也。”一年以后,严嵩又进言:“自古帝王莫不以豫建太子为首务。臣叩奏密对,屡以为请,圣衷渊邃,久未施行。中外臣民引颈望,谓此大事,置而不讲,臣等何以辞其责!请及开岁之首则告举行。”这是严嵩最能直言,也是世宗最不肯接受的一件事。世宗甚至说此论“恐非安上敬君之道”,再有复请者,必“重加以刑”。史家对此事的评价却颇为公允。对严嵩素无好感的官僚徐学谟说:“嵩此论既虑二王在外易生嫌隙,又虑二王在外主势甚孤。此外臣所不敢言者,嵩以恃上知遇,故为是危言耳。不可以人废言也。”世宗崇信道教,严讷、郭朴、李春芳、袁炜等人都因为善写青词而入阁,被称为“青词宰相”。严嵩也善于撰写青词,但他经历了多次官场上的权力斗争,对朝政自有一番见解,他是“政治宰相”而不是“青词宰相”。

盛极而衰严嵩的权势超过了他以前的任何一个阁臣。他在位时,“江右士大夫往往号之为父。其后,外省亦稍稍有效之者”。有一件事很能说明其他官僚对严嵩的敬畏:“嘉靖三十二年,倭奴入寇,江南残破。分宜当国妄奏寇平。时徐文贞为次相。其子仰斋入都,将谒分宜。文贞恐其应答差讹,商议两日夜,始参谒。分宜无他所问,惟讯江南倭寇若何。仰斋答云:‘势甚猖獗。’分宜不怿。文贞知之,率仰斋请罪,始释然。”严嵩对严世蕃的宠爱和放纵,几乎是有文必录。他以东楼称呼儿子,这在明代恐怕没有第二例了。至于对家人,严嵩也并非一味放纵。有一个叫林一新的官僚,任江西佥事,严嵩家仆有不法者,加以笞责。后林一新入贺京师,严嵩对他“甚加敬礼”。但由于严嵩的权势过大,严府的仆隶亦成为士大夫结识的对象。管家严年号萼山先生,公卿“得与萼山先生一游者,自谓荣幸”。因此,对于严世蕃和严府家人的作为,严嵩当然是负有责任的。

严重的是,严嵩的傲慢态度在世宗面前渐有显露。嘉靖四十年,吏部尚书吴鹏致仕,严嵩指使廷推他的亲戚欧阳必进。世宗厌恶此人,见名单大怒,掷之于地。严嵩上密启,“谓必进实臣至亲,欲见其柄国,以慰老境”。世宗碍于情面,答应了他。严嵩密启的内容传出,许多官僚大为吃惊,有人说他“与人主争强,王介甫不足道也”。几个月后,世宗命欧阳必进致仕,是对严嵩的严重警告。这一年严嵩八十二岁,对许多问题不能正常进行思考和判断,或许和年龄有关。如十月,永寿宫火灾,他请世宗暂徙南城离宫,而南城是英宗在景泰年间被软禁的地方,这当然使世宗很不高兴。应付世宗本来就不容易,何况是垂老之人。严世蕃曾是他的得力助手,但自从严嵩的夫人去世,他就不能再参政。严嵩接到世宗的诏书,往往不知所云。世宗日益亲信徐阶,严嵩在世宗心目中的地位日益下降。

查抄明朝奸臣严嵩的财产清单

简介:天水冰山录是明朝奸臣严嵩的财清单明朝大贪官严嵩在被抄家后,曾将其家产列清册,取「太阳一出冰山落」语意,名曰《天水冰山录》,光是登录财的字数竟多达六万多字,据书中所载,纯金器皿共三千一百八十五件,重一万一千余两,玉器共八百五十七件,耳环耳坠共二百六十七双,布缎绫罗纱绒共一万四千三百余段,扇柄二万七千三百余把,南昌和分宜的第宅房店两共三千三百间.差最后一册。

一次道教活动决定了严嵩的命运。世宗召徐阶推荐的方士蓝道行入禁中,常使预卜祸福。一日,严嵩有密札言事。徐阶事先通报蓝道行,蓝道行降神仙语,称:“今日有奸臣奏事。”看到严嵩的密札,一生信奉道教、礼拜神仙的世宗对他究竟是忠是奸发生了疑问。正在一内侍处避雨的御史邹应龙听到这个消息,认为是个好时机,上疏论严嵩父子不法状。结果,严嵩被勒致仕,严世蕃先是发戍,后以通倭罪被杀。籍没严嵩家,上报金三万二千余两,银二百余万两,另有珠玉宝玩数千件。但抄收上来的家产,不及十分之三。抄家牵涉面很广,“江右小民,疮痍数十年犹未复”严嵩回到江西,尽管他曾为家乡父老做过一些好事,却晚景凄凉,“死时寄食墓舍,不能具棺椁,亦无吊者”。这是在嘉靖四十四年,终年八十六岁。

严嵩的诗文主要收在《钤山堂集》中,此外,奏疏被编为《历官表奏》,草敕被编为《直庐稿》,诗被编为《振秀集》等。唐顺之说他“于诗文,各极其工”。杨慎称赞他“字字皆诗,句句有味”。这些评语或许太过,但严嵩的着作对于研究他本人,对于研究正德、嘉靖朝,特别是嘉靖朝的政事和人物,无疑有重要的价值。

惟灵璧之丕叹兮,憾神坤以通乾罡。历万古之锤炼兮,含自然以极造化。奇五岳之神韵兮,混千面集于奇峰。比穹苍而袭云兮,拈颛顼以摇营室。体嵯峨之玲珑兮,待谐宙而绕香雾。观庆云之毓魂兮,升碧石以接北辰。击磬鼓以镇诰兮,听秋水之谓晨风。随即信步轻易,浮念庆云;神之所遗,缘出泗水;开山启道,始镇吴江;石间桥洞,百千之数;待遇九河,千泉泄玉;峰底举燧,孔洞生烟;礼乐铮铮,和与清阳;庆为天同,比及流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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